六新产能升级股市有何变化？

gsnr2020

供给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怎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呢？这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即新技术和新产品，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主要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新制度（即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使得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 邵宇

  在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十三五”开局之际，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策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战术安排。这是高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它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

  “供需错位”已成为持续增长最大路障

  长期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被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更确切地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需求始终是短板。历史上经过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和2009年四万亿刺激等三次大规模投资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些年，全球经济关系出现调整，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而诸如转轨、人口、投资、资源、外资等红利正在逐步消退，许多依赖传统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变得前途暗淡。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下，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展开，而“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一直是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诟病之一。之后为了发挥消费需求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积极应对国际需求持续疲软的状况，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而同时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似强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正在逐步增加。

  “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透视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熨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六新”供给

  供给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然而中国人工、能源、信贷和房地产成本上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国企效率不高等因素均对生产率提升构成挑战。怎么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呢？这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

  1）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相对于劳动来说的资本深化不断加快的过程。如果没有新发明和技术革新，则由于资本的不断深化与积累，就会导致收益的递减。在收益率递减的规律作用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削弱，私人和企业就不愿再继续增加投资。相反还会削减投资，从而经济就呈现出逐步衰退的趋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是靠几次大的技术革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迈进。青铜器和铁器工具的发明，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从而促使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生产的阶段，即工业革命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与深化，促进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20世纪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又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促使经济高速增长，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发明提高了资本生产率，否定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换句话说，至今为止，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加速效应实现的。根据加速原理，由于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产量比，从而加速度也增加，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加速效应就会加大。

  2）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主要就是围绕着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展开，就是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地对传统行业的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近20年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下一步将向生产性互联网迈进，包括智能制造、包括生产性服务。通过“超前布局”，政府层面希望能够带动一批相关技术的发展。因为新技术正在从应用层向系统性延伸，它能带动整个相关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整个生态的变化。政府作出的决策不是技术上的决策，而是考虑了整个宏观经济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向更有带动力的未来的发展。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目前很多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产业已经达到甚至超出资源承载能力，旧模式下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很大，企业杠杆率偏高也使得投资加杠杆的模式难以为继。而这种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同步发生，形成负向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3 )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是：

  ——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金融体制改革则是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它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重要工具和社会保障的强有力支持，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桥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杠杆，是遏制腐败和打造廉洁政府的平台，是社会治理和国防建设的财力保障。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二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三是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对推进金融改革再度进行全方面部署，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意见》行文中也可以看出，近期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会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

  ——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有效利用。

  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改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是最终目的，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可以变为活的资产，提高使用效率和效益，让活力在更高层次上释放出来，农民也将享有土地要素带来的红利，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而且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户口迁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

  从我们对户籍改革对经济影响的测算结果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如果2014年开始推进深入改革，那么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体的贡献率将达到5%。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来五年中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库次涅茨效应的最后释放窗口。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也就是说，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得结合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会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